丘吉爾(上)、羅斯福(下)為了對抗希特勒才與斯大林合作,他們與斯大林的隔閡並未消除。《蘇聯與大同盟》
  作者:梁強
  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4年3月
  定價:88.00
  蘇英美三方為了共同的敵人走到一起,而他們之前的歷史恩怨僅僅是隱藏起來。而他們之前的歷史恩怨僅僅是隱藏起來。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三大盟國關係,國外學者出版著作,文章不計其數,但受制於價值取向和民族感情,公允之作,數量有限。國內學者因為語言障礙,對這一課題涉及不多,主要分散在通史著作中。而《蘇聯與大同盟》一書,是國內僅見專門研究這個領域高質量的學術著作。
  第一,作者依靠自己的語言優勢,掌握了大量不為國內學界所知的俄國檔案,揭示了不為人知的事實,1941年秋天斯大林與丘吉爾的通信和蘇聯駐英國大使邁斯基的相關報告,披露了兩國之間不為人知的危機,為更好理解1941年斯大林與艾登外相關於戰後安排會談提供的背景材料(本書第五章第一節);蘇聯翻譯帕夫洛夫記錄的1945年5月22日、23日杜魯門與莫洛托夫會談原始記錄,否定了將這兩次會談視為美蘇冷戰起源的傳統說法,為認識斯大林對美政策演變提供了全新角度(第六章第二節)。傳統觀念認為蘇聯外交是鐵板一塊,但根據作者收集的檔案顯示,在外交決策圈,蘇聯分為不同派別,政治家、外交官、軍隊高官、經濟界各自在政策建議甚至基本理念上都存在大量衝突,相關不為人知的史實書中還有很多。
  第二,擺脫了意識形態羈絆,回歸歷史本身。本書作者擺脫了這種情緒,冷靜看待蘇聯與美英盟國的關係,作者在書中明確指出“蘇聯與大同盟關係的核心部分是劃分勢力範圍。蘇德戰爭爆發前,蘇聯與德國結成準同盟並達成劃分勢力範圍的秘密協定。戰爭爆發後,蘇聯與英美結成新的聯盟,除了抗擊共同敵人外,如何利用這一新的聯盟劃分對蘇聯有利的勢力範圍,成為斯大林對英美政策的重點。丘吉爾與羅斯福很早就意識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三國領導人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並最終形成了雅爾塔體制。
  無論是與德國還是與英美,對蘇聯來說,能否成功構建同盟的核心就是在劃分蘇聯能夠接受的勢力範圍,滿足其地緣政治要求上能否達成一致,其他如經濟、戰後秩序、國際體系等,在影響蘇聯的結盟決定上都是次要的。(導言12頁)筆者認為這些論述很好挖掘出了以斯大林為首蘇聯高層政治理念。
  三國大同盟破裂,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話題,眾說紛紜,戰爭中結成的同盟國,沒有幾年就徹底破裂,走向了對立,作者在書中提到“在確立戰後秩序上的矛盾和鬥爭難以調和,加上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加上戰後國際體系結構的快速兩極化,造成了三國同盟的破裂。”我認為,這其中最重要的還是第二點,即雙方為了共同的敵人走到一起的,而他們之前的歷史恩怨僅僅是隱藏起來,當合作過程中出現矛盾和分歧時,歷史上的恩怨會不斷涌現。
  第三,總結並觀察蘇聯及其繼承者的外交理念。斯大林大同盟政策對之後四十多年蘇聯和俄羅斯對外政策的基本性質和走向有著重要的奠基意義,即——將國家安全和相應的領土外交放在第一位,對國際體系中和頭等強國一樣平等地位的不懈追求,現實主義的對外政策基本邏輯。這些基本觀念在作為蘇聯繼承者的俄羅斯對外政策當中也有承襲和體現(導言12頁)。一個國家的外交理念和傳統,是具有連續性的,它不會因為政權性質的改變而完全丟棄,俄羅斯近代歷史上經歷過1917年和1991年兩次重大制度變革,前者是從俄國特色帝制轉向列寧-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後者則從蘇聯特色的社會主義轉向帶有俄國特色的民主政體,但是其外交傳統沒有太大變化。而目前的俄羅斯,很大程度上仍然沒有放棄這種外交理念,雖然目前外部世界已經面目全非。
  □張彧
  新京報製圖/師春雷  (原標題:互不信任的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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